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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第一批黨員之一】俞秀松同志簡介
  • 時間:2023-09-13 00:25:09        編輯:陳心正        點擊量:1376次
  • 俞秀松(1899~1939年),又名壽松,字柏青,化名王壽成,浙江諸暨次塢鎮溪埭村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員,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是黨內歷史上最早與王明交鋒的斗士,曾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討伐軍閥陳炯明東路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一等書記、旅莫斯科支部支委、新疆反帝聯合會秘書長、新疆學院院長等職。

    俞秀松到北京后,經過陳獨秀的介紹,與施存統一起參加了北京工讀互助團。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離開北京,27日回到了上海。在那里,他有機會進一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0年8月,俞秀松、施存統、李漢俊和陳公培參加了陳獨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為了更廣泛地向工人群眾宣傳,灌輸馬克思主義,于1920年8月15日黨的上海發起組,創辦了以工人階級為對象的《勞動界》周刊,俞秀松參加了編輯工作。他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的事例,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教育。

    1920年8月22日,上海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于俞秀松在當時黨的發起組中,年紀最輕,陳獨秀派他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并擔任書記。

    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以后,上海黨的發起組為了掩護青年團進行革命活動和培養留蘇學生,于1920年9月在上海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辦了一所外國語學社。開始招收英、俄、日語三個班的學生。這個學社每日授課一小時,文法由李達、李漢俊、袁振英、王之齡等人教授,俄語讀音、會話由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新基的夫人教授。這個學社由楊明齋負責,同時教授俄語。俞秀松擔任學社的秘書,具體管理學校的行政事務,同時在校攻讀俄文。

    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為了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領導他們向資本家和工頭開展革命斗爭,委派俞秀松等人,深入工人中,一面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一面幫助工人,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自己的工會。俞秀松所在的上海厚生鐵工廠參加了電燈廠、造船廠等單位最先發起成立的“上海機器工會”,會員有370多人,于1920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在黨組織領導下成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它還出版了《機器工人》刊物。緊接著,12月又成立了印刷工會,會員達1600多人,辦有《友世畫報》。

    1921年3月,俞秀松受青年共產國際的邀請,及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委托,只身一人前往他夢寐以求的蘇俄。他這次到蘇俄的任務,一是出席青年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二是以團書記的身份,先到蘇俄聯系我黨派送一批青年赴蘇俄學習的事宜;三是到蘇俄學習。

    俞秀松到了蘇俄,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后,曾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俞秀松以代表身份參加了會議。大會期間,他親眼見到了革命導師列寧,并且聆聽了列寧對中國革命的指示。

    1922年3月,俞秀松回國。在此之前,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的另一位代表張太雷,已攜帶青年共產國際的指示,先于1921年11月回到上海,重新恢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回國后,首先接受團臨時中央局的指示,奔赴杭州建團。杭州青年團成立后,俞秀松兼任書記,并發展了趙并歡等數人入團。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的團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團中央執行委員。

    1922年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俞秀松任委員。6月,杭州團地委決定組織浙江文化書局,俞秀松和宣中華等為籌備人。8月,黨召開西湖會議,著重討論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在此后幾年里,俞秀松積極參加了中共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推動了革命事業的進程。

    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春,俞秀松隨著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馳騁在福州、泉州、廣州、博羅等地。

    1924年4月,俞秀松回到杭州,擔任國民黨浙江臨時執行委員會的執行委員。5月,在青年團杭州地委改選中,當選為候補委員。

    1925年5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槍殺了共產黨員、工人領袖顧正紅,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憤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集宣傳聯席會議,提出要聯合各學校、各團體統一行動,會議議決由俞秀松任指揮,負責國民黨區黨部召集聯席會議,動員國民黨員參加反帝斗爭。俞秀松不辭辛勞,草擬宣言、通電,發表演講,散發傳單,抵制日貨,率領群眾公祭顧正紅等活動。5月30日,在黨組織領導下,群眾在租界內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國主義開槍射擊,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為了回擊帝國主義屠殺,俞秀松夜以繼日地參加發動全市罷工、罷課、罷市的運動,給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進一步喚起民眾。

    1925年10月28日,俞秀松第二次離開祖國到蘇聯學習。

    1925年11月23日,俞秀松和同行的同學到達了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學習。

    從1925年到1933年期間,俞秀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和任教,在此期間,也經歷了不尋常的黨內斗爭的考驗,最突出的表現在與王明的斗爭上。

    王明(陳紹禹)是和俞秀松同船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王明趾高氣揚,目空一切,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別人都不懂馬克思主義。王明不僅是個教條主義者,而且又是宗派主義者。俞秀松對王明的思想作風,十分反感,在班上,他們常常發生分歧和爭論。然而米夫卻支持王明。米夫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王明為了找到靠山,兩人勾結起來,形成一個“左”傾教條主義的宗派集團。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考入列寧學院。俞秀松雖然離開了中山大學,但是一貫以極左面貌出現的王明,為了打擊俞秀松等同志,竟然捏造罪名,說他在中山大學組織了反黨的反革命小組織“江浙同鄉會”,說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三人是這個同鄉會的頭頭。實際上,周達文是貴州人,只因反對王明,也被打進了“江浙同鄉會”。1928年,共產國際監委、聯共監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團三方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經過調查,認為沒有真憑實據,不存在這種反黨集團的事實。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篡奪了中央的領導權。這時俞秀松等人正在列寧學院學習,對王明推行一條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甚為不滿,并加以抵制。于是,王明宗派集團便以反對中央領導的罪名,給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戴上“托派”的帽子。

    1933年,俞秀松與周達文、董亦湘等六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蘇聯遠東伯力工作。俞秀松擔任《工人之路》的副總編。該報是遠東邊區區黨委領導下的唯一中文報紙,旨在向該地區的中國工人介紹國際國內形勢,并進行政治教育。

    1935年6月,聯共黨中央派遣俞秀松、張逸凡等20余人進入新疆,幫助當時采取親蘇聯共路線的新疆督辦盛世才穩定政局,實施建設。當時,為了做盛世才的統戰工作,俞秀松到新疆后,化名王壽成,擔任新疆全省反帝聯合總會秘書長兼新疆學院院長等職務。反帝總會實際上是群眾性的愛國進步團體,秘書長和各部部長多是聯共黨員和中共黨員擔任。盛世才是名譽會長。俞秀松擔任反帝總會秘書長以后,明確提出反帝總會的任務是:領導全新疆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持和平穩定的局面,以便集中力量建設新疆。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最后形成了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俞秀松在各種群眾集會上,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闡述六大政策這一完整的施政綱領,以及它們之間相輔相成的內在聯系。指出:從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新疆的實際來看,六大政策是符合當時新疆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切身利益的。

    新疆是個少數民族地區,多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封建勢力的統治,使新疆的政治、經濟處于落后狀態,俞秀松認為正確處理好民族問題,是解決新疆一切問題的首要前提。1937年2月,他在全疆蒙古族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新政府的民族政策》的報告中就指出:民族問題是新疆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切實正確地執行新政府的民族政策是新疆各族人民永久和平的保證。這個報告用馬列主義的觀點,闡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是民族政策的基本核心;實行民族平等必須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反對大民族主義;發展經濟、文化,消滅各民族間的不平等等。這個報告深入淺出,是一份向廣大群眾宣傳馬列主義民族觀的好教材。

    1936年夏,俞秀松與盛世才的小妹盛世同(盛世才逮捕俞秀松后,盛世同改名為安志潔,表示與盛世才分道揚鑣)結婚?;楹?,二人感情甚篤。但是,俞秀松并未因此放松對盛世才以及新疆反動勢力的斗爭。盛世才經常無故捕人,俞秀松提出要重證據,要重調查,不可輕易抓人。盛世才的岳丈邱宗浚是新疆伊犁警備司令,貪污受賄,謀財害命,欺壓百姓,無惡不作,依仗盛世才的勢力干盡壞事。俞秀松大公無私,立場堅定,為維護“清廉”政策,力主組織調查團查辦。經過調查,證據確鑿,邱宗浚不得不被撤職。伊犁百姓拍手稱頌:瘟神走了!從此,盛世才的幾個親戚家聯合起來,與俞秀松勢不兩立,并企圖加以陷害。他也引起盛世才的嫉恨。

    1937年,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國,行前會見斯大林。他們為報私仇,向斯大林誣告俞秀松和周達文兩人是壞人,并指責列寧學院的凱薩諾娃包庇他們二人(凱薩諾娃不久被撤了職)。11月,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延安,途經新疆,見到盛世才。盛世才拿出一些聯共黨派往新疆工作人員的照片,問王明認識不認識這些人。王明說:這些人都是托派,并誣指俞秀松為托派的頭頭。王明還答應盛世才,回延安后,馬上送這些人的材料來。于是,俞秀松、萬獻廷等人先后被捕。

    1938年6月,俞秀松和張逸凡被押送蘇聯。到了蘇聯便被關進監獄,在“肅反”擴大化時被殺害。

    俞秀松是否托派問題,經過詳細調查,已經查明完全是王明、康生的誣陷。 [2]

    解放后,黨和人民政府,為表彰俞秀松烈士對革命的功績,曾于1962年向俞秀松家屬頒發了烈士光榮紀念證。但由于康生的阻撓,這位對創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有卓越貢獻的烈士事跡,仍鮮為人知,甚至連名字也不見黨史記載。直到粉碎“四人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推翻了加在俞秀松身上的一切不實之詞,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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